萧炬自传 - 浮生留痕

     浮生留痕 - 我的自传

                                                   第二篇  少年时代

    （一）禾丰发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任了什邡县禾丰中心小学校校长。一九四二年春，过完新年，我便随了父亲到禾丰中心小学去接受启蒙教育。当时我只五岁半。

 禾丰中心学校设在禾丰场外一里许的谷华寺，（又称谷花寺），是由一座庙宇改造成的。教师有十多人，我表兄陈能安也随父亲再那里执教。

 作为一个五岁多的孩子，从来没有进个学校，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小朋友，一切都感到新鲜。

   记得开始学的是1、2、3、4、5、6、7、8、9、0的阿拉伯数字。数数，在家里就教过的了，可以从一数到一百。但是看数的符号还是第一次。为了记忆，不知出于人类的那种灵感，我竟按字形暗地编出一个顺口溜来：“1象扁担2象鸭，3象耳朵4象叉，5象秤勾6象瓢，7象锄头8象葫芦瓜。”这样一来，只第一天我就记住了，成了老师惊叹的神童，“这娃娃不简单，记性好！”

 按父亲的想法，我在这里接受点学前教育就行了，并没有一定的要求，学多少，算多少，毕竟年龄太小。在当时，学生上学的年龄都较大，十一、十二岁上一年级不算希奇。可是我竟能与大同学同步学习起来，且名列前茅。这引起了父亲的重视，竟认认真真对我施教起来，这一认真，我就受苦了。

 父亲十分严厉，且脾气不好，稍一对他的提问和抽背课文对付不了，他屈着中指对准头部就是一下。他出手又重，经常是一脑壳的青包。

 父亲和老师晚上喜欢打麻将，一打就是深夜，我则得以读书来陪他们熬夜，且得读出声来。万一他在牌桌上听不见我的读书声，我就得挨打。小孩子经不起大人般的熬夜，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饭。

于是，我想家了，想妈妈了，想得来铭心刻骨，暗自流泪。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当然，也有我乐的时候，这就是跟着大同学去捉萤火虫，去看蚂蚁搬家，去灌推屎爬的时候。

推屎爬就是屎壳螂。以人或动物的大便作食物，就地为巢。灌它很容易，每人对它的巢穴屙一泡尿，它受不了淹，自己便从土里拱了出来。反正人人都有尿，方便的很。捉住了推屎爬，洗干净，在其腿上系根线，一手牵线，任它到处乱爬，不会飞走，很好玩的。为了招来屎壳螂做巢，在大同学的倡导下，傍晚背着工友和老师，大家在学校后园遍地拉屎。

 还有一件大家乐得跑腿的事，就是帮老师买酒。由于当时学校少，远地学生只好吃、住在学校。每到晚饭的时候，有的老师酒兴上来，便要叫住校学生为其上街买酒，间或还买点炒花生什么的。记得当时有个姓马的大同学，几乎成了采买专办。他一但接受了任务，便约几个相好的同学，把我带上，拿着酒瓶，浩浩荡荡地向禾丰街上出发了。

 谷华寺距禾丰街上约一里多路，路侧是条小沟，左右全是农田。每次买酒回走，马同学首先在瓶上盛酒部位画个记号，然后叫小兄弟一人一口，痛快痛快。然后又在水沟内比着记号灌水补充。如果有炒花生，还一人发一颗，然后就醉意飘然地班师回朝。灌了水的酒当然不好喝，这就引来了老师们的骂街，骂酒店老板不地道，太赚狠心钱了。小兄弟们自然在心里暗暗发乐，庆幸自己做得高妙。

 有一次马同学在灌水时不慎失手，将瓶掉在沟内。待捞起来，已经满瓶是水了。大家都傻了眼，不知如何交差。这时一位大同学心生一计，干脆提起酒瓶就地一摔，打个粉碎，然后拣起瓶颈叫我拿着，说：“就说他跌了一跤打滥的，他爸爸是校长没人敢骂”。于是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回校了。进校门时，这位同学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揪了一把，我哭了起来，变成了假戏真做。在向老师报告时还说我差点掉进沟里，全靠他们手快拉着的一些谎话，我也不敢揭底，这事还真的混过去了。我也成了安慰的对象。从此以后，老师就不准我再跟着去买酒，这半路偷嘴的好事也就从此告别了。

为了怕伤我的脾胃，父母从不准我吃豌豆、胡豆、黄豆之类的东西，甚至连看也不让我看见。若我在家，他们做好，也不摆上桌来。这种对豆类的禁食，居然养成了我终生的习惯，就是现在看见这些东西，都觉翻胃，更不会去吃的。

 在禾丰上学正是春天，是豌胡豆生长的季节。有一天，学校吃嫩豌豆，表兄陈能安为试一试我是否真的不吃，在与我盛饭时，偷偷藏了几颗在饭中，当我吃饭发现碗内有豌豆时，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此时的哭已不全为了豌豆，而是想到了我在禾丰的常被苛责的待遇，想到了母亲的疼爱，想到了我经常一脑壳的青包，想到了连饭也不容我吃好的行为，想到了不愉快的一切。长时期的积郁，长时期对母亲刻骨的思念，终于在这嫩豌豆的触发下爆发了出来！于是，我想走，想找妈妈，想回家。我哭着离开了食堂，跑出了校门，跑上了禾丰到什邡的大路。反正到什邡的路我是走过的，至于到什邡后又怎么才能回家我没有去想了。跑吧，朝妈妈的方向跑！

 对一个小孩子不吃饭，走了，以为是一时赌气，他们没有在意的。大概是学生向他们报告，已经跑上了大路，他们才追了出来。我远远地听见喊声，知道他们追来了，于是，拼上命来，跑得更快了。在快跑上禾丰大桥头的时候，我知道我跑不了了，一头跑下河滩，在桥洞里藏了起来。

 禾丰大桥，原来是座风雨廊桥，很壮观的。我在桥下，听见了表兄陈能安的喊声，听见他跑过大桥的脚步声，又听见他跑了回来四处寻找的询问声，终于在桥下找着了我，我又扳又哭的被他抱了回去。

 我以为我会挨一顿好打，结果不然，父亲把我看了许久，连重话都没有说一句地就算了。大概他已经查觉，这个逃跑的行动，决不是因为几颗嫩豌豆出现的。

 经过这次行动，也许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五岁多的孩子也有那么一股子牛脾气，从此再也没有谁在我碗里藏什么我不吃的东西了。父亲也似乎不那么动辄就出手打人了。

但我想家、想妈妈的念头并没就此消失，反而一天天地强烈起来。有时半夜醒来，摸着锦缎被面那滑溜溜的质感，以为是妈妈的肌肤，偷偷地哭了！一床锦缎被面，在我手能接触到的那一片，被我摸得发了毛。父亲常骂我手痒，他那里知道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感情。

那年暑假，父亲带我回到了家。母亲见我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的样子，抱着我哭了起来。暑假期满，母亲坚决反对再带我走，说：“才跟你出去了半年 ，娃娃成了猴子一样，皮包骨头。连眼神都变了，定眉定眼的。再跟你出去，肯定拖死在外头。要读书，就在马井读算了。”父亲也觉得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这样，我又留在了母亲身边。

（二）马井上学的童年玩乐

马井中心小学校设在马井场正街中部的湖广会馆，距我家只约一百余米的路程，近得很。

 湖广会馆规模很大，有山门、大厅、戏台、两侧厢房、三重大殿、东西内院等等，光戏台就分前后两个。学校只占了五分之三，另有一小部分是和尚占用着的。其实，除山门被和尚开设茶馆外，其它的房屋都是空着的。学校占用了后面部分。

 由于我在禾丰已上了一学期学，在马井就直接插班读书，不必再从一年级读起了。

 我记得我上马井学校读书的第一节课文就是《时辰钟》，这是篇催人奋发的课文，比现今的课文好得多了。时隔五六十年，我至今犹背得它的全文。“滴滴滴，滴滴滴，时辰钟，声音急。好象对我说，读书做事要努力。工作完，才休息。”音调铿锵，易上口，易记忆。当时的课文，仿佛都具有这个特点，如“日历，日历，天天撕去一页，使我心头着急。光阴如流水，转瞬无踪迹。想起我国家，前途多悲切......”等等，促人上进，不忘国耻。

 马井学校的规模比禾丰要大得多，老师也多得多，早晚的升旗、降旗仪式也要正规得多。每天开课之前，全校还得结合起来在礼堂举行朝会，接受校长的训示。

 礼堂在玉皇楼的下面，原有的神像早已密封了起来，已看不见庙宇的痕迹。大厅粉得一片雪白。正中一道大匾，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大匾下面是八字状悬挂的两面旗帜，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一面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旗帜下面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两侧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孙中山像下是楷书写的“总理遗嘱”。我到过不少学校，似乎都是这样布置的，只不过有的学校孙中山像上的大匾写的是蒋中正的手书“礼义廉耻”罢了。

 像每天的升旗降旗必唱国歌一样，这个“总理遗嘱”也是每天必须朗诵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全校学生，莫不背得滚瓜烂熟。

对“总理遗嘱”，作为当时的小学生，比对国歌，感情要亲近得多。因为它感情真挚，内容易懂，易理解，也符合国人的愿望。而对国歌，就成了唱天书了。什么“咨尔多士，惟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这样深奥的文辞，小学生谁能懂？加上它曲调平板，无韵无味，唱起来，如同和尚念经，使人昏昏欲睡。

不在父亲身边，身心解放，功课反而学得更得心应手了，每次考试，几乎都是门门第一。母亲为我能在她身边非常高兴，看到我学习好的成绩她更喜欢。唯一令她不快的是妹妹不能容我。

 此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妹妹，叫乾芬，是一九四零年农历三月初七生的。在我妹妹之前，我还有一个弟弟，叫乾横，可惜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就死了。据说，当时母亲病重，只能躺在床上，已失去照应孩子的能力。父亲又在外教书，不在家。两个姐姐又要上学，当时我已能走路，每天尾随姐姐而去。这个尚不能走路的小弟弟，只好把他留在家中的幼儿圈椅内坐着，放上一点“云片糕”，以免饿着他。谁知待姐姐们带着我放学回来时，小弟弟已被云片糕哽噎致死了。这个悲惨命运的小弟弟，成为母亲长期的内疚。

我从禾丰回家时，三妹乾芬正好两岁，可以上桌子与大人一起吃饭了。像一般两岁多的小孩子一样，争咀、护食成了通病。

两岁的妹妹不认我这个从禾丰回来的哥哥，不准我上桌，不准我吃家里的饭。一旦违反，她又哭有闹，母亲拿她也无法，只好安排我退让，到另一间屋去开单份。这样反而便宜了我，母亲知道我喜欢吃蒸蛋，于是每顿与我蒸一个蛋，这是三妹所不能料到的。大概在半年过后，我才被三妹接受，允许我与她一道吃饭了。

 在学校，我下课后的乐园就是操场的沙坑。那个时候，没有小孩子造型的玩具，小孩子要建造个自己设想的东西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玩沙。用沙可以堆山，可以挖河，可以建城堡，可以筑“万里长城”，可以造蚱蜢、飞蛾之类的昆虫的家，可以铺街设巷，可以随意驰骋孩子的想象力。沙坑就是我的天堂，如果下课不见人，不必去别处寻，沙坑里准把我找到。

除沙坑外，玩的东西还有滚铁环、打弹子之类什么的，但在我看来，都没有在沙坑玩得痛快。唯一不足的是穿不了一件干净衣服，为此常遭母亲的抱怨。

 喂蟋蟀也是一件极好玩的事。用一段竹子，以刀刻出像窗条的格子来，将蟋蟀关在里面，放上点青海椒作为它的食物就行了。蟋蟀不仅可以听它动听的叫声，而更重要的是养来争斗打架。

 斗蟋蟀十分紧张。两虫相向，嘶咬打踢，难分难解，常常以弱者断腿受伤躲在一旁而告终。胜利者昂头振翅，不可一世的欢鸣，令它的小主人心花怒放，仿佛自己也成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谁都以拥有一头能打善咬的蟋蟀为荣。

 为了找蟋蟀，我与小伙伴常在荒坟古埂上去吹去爬，蟋蟀怕风，一吹就出来。不爬在地上，是找不见蟋蟀的。

 蟋蟀在我们家乡称“皂虮子”。有圆头和棺材头两种。中国北方养蟋蟀，均养圆头，不养棺材头。而什邡，圆头称为“油和尚”，是没有人要的。均养棺材头的。据说，以藏在活麻（即荨麻）中的皂虮子最凶，最能打，于是我们常在活麻中爬寻。常常被活麻刺的来脸肿手肿的。

 还有一种大人支持的活动是养“洋虫”。“洋虫”是一种比萤火虫还要小的甲壳昆虫。养它很简单，只要找个玻璃瓶，内面装入棉花，然后再装点沙参（中药）或花生米就行了。养时把买来的“洋虫”装在瓶内去，他靠吃沙参维持生命，不会死的。放“洋虫”时，要公母俱备，不然不能繁衍后代。

 分公母“洋虫”很容易，一是看屁股的形状，尖形是公的，圆形是母的。二是舐屁股的味道，辣的是公的，甜的是母的。这是小孩子的学问，谁都知道的。

 “洋虫”繁衍的程序是生蛆、变蛹、再变成虫。一但生蛆了，说明繁殖成功，高兴得奔走相告。

“洋虫”怕冷，要在体温状态下生活，所以养“洋虫”一般都是把虫瓶放在内衣口袋里或吊在内裤带上。

 养“洋虫”的目的是取虫屎，屎为粉末状，浅黄色，据说是通气和胃的药品，这是大人支持养的原因。母亲常患胃气痛，服用“洋虫”屎会好一些，于是我把养“洋虫”作为一种行孝的行为，仅管不如养蟋蟀来劲，但仍养的十分虔诚、专一。

当时我还有一种热心的活动，就是跟着大孩子去逮笋子虫。

笋子虫是一种大型的甲壳昆虫，深黄色，起黑条纹斑，咀尖爪利，以吸取嫩竹和竹笋的汁液为生。捉笋子虫没有大孩子是不行的，有时他栖息得很高，小孩子只能望洋兴叹。

马井太平桥头的新兴寺（又称新街寺），庙后有一大片竹林盘，常有笋子虫出现，于是一帮大小孩子，便经常向那里进军。

我当时很小，任务是寻找，一根竹笋一根竹笋地清查一但发现便高叫大孩子来捉，因为笋子虫的爪很利害，我不敢捉的。

 捉到后，折断一支前爪，在爪腿的空管中插上一根又长又细的竹丝，用手拿着竹丝头，一甩，笋子虫围着手飞了起来，十分好玩。如果有两个，便将竹签扎成丁字形，一端插一个然后将中间的立轴插在小竹筒中，人拿着竹筒，它们便像风车般地飞旋起来，我们叫它“笋子虫推磨”，比玩一个有趣得多。

作为小孩子，在没有玩具的乡间，便独出心裁地向大自然索取可供玩乐的一切，且乐此不疲，趣味无穷。春天玩笋子虫；夏天玩纺织娘（即叫咕咕）粘蝉子、捉螃蟹；秋天玩蟋蟀、捉油蚂蚱、抓萤火虫；冬天堆雪人、滚铁环、丢铜元、拌香香棍，等等、等等。在大自然中，可玩的东西太多了，比现在孩子的电动玩具，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玩归玩，学习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每期考试，均是班上的一、二名。至于唱歌、图画、劳作等等所谓的“豆芽课程”，更是一学就会，常常代老师对其他同学进行辅导。

可惜，这种无拘无束尽情发挥儿童天真天性的玩乐日子，因父亲从禾丰调回马井而结束了。似乎童年生活也至此告一终结。

     （三）笨鸟先飞的读书方式

  大概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回到了马井。像一条马驹安上了“龙头”，再也不能无拘无束地“野”了。开始心里很不自在，但也无可奈何。

好在我的学习成绩好，一肥遮百丑，父亲不但没责备我的“野”，反而夸我学习的自觉精神好，要我“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这一“进”，就“进”成了小老头。

父亲首先对我约法三章：

    第一、天发亮便要起来扫地、读书，每天必须背一篇课文。

    第二、放学后要直接回家，不准在街上逗留；

    第三、晚上要读书，要复习完当天的课程、预习未教的课程。

 这三条等于关了我的禁闭，使我隔绝了外部空间。也等于牛犊穿上了牛鼻绳，只有任其驱使，不能再自由自在了。

 父亲是个说到便要做到的人，执行起来决不变通和打折扣。

 每天，姐姐和我被最早叫起来。作为孩子，早晨的觉是特别香的。天刚微亮，父亲或母亲就在隔屋里喊了起来：“蜀西、乾丽，起来了！把汉堡也叫起来”！开始，我装着睡熟了，稳起。可是两个姐姐不敢装，她们不得不起来，并把我摇醒。仅管很不情愿，但也得起来。

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扫街。在小城镇，是没有清洁工人清扫街道的。这街道和公共地方的清扫，就全靠沿街各户的事了，这似乎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义务，没有谁去招呼、分配，各家各户就自觉地把门面街道的清扫、绿化工作担当起来，谁家门口不清洁，谁家就会感到不光彩。于是小小的我，便成了担当“全家光彩”的首任，每天天一亮，就被催促起床，开门扫街了。

 马井的街，分街檐和街心两大部分。街檐宽约二米，有房有柱，是各住户门前的活动场所，也是遮阳蔽雨的人行道。街心才是车马道路，为三排青色石板铺成，石板两旁用卵石钉砌。扫街的范围是自家门前至街心部份，这是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扫街后，就是扫堂屋。堂屋，是供家神的地方，是全家的圣殿所在，也是祭神、待客、吃饭、礼仪的场所，是每家必有的。其室内的陈设，视家境的贫富而定，富者豪华，贫者简陋而已。

 堂屋内所供奉的，一般是三尊神位，最高最中心的是祖先牌位，其牌上（或用纸写）书写：“某氏堂上历代高曾远祖之神位”或书“天地君亲师位”。我家家神上写的是：“兰陵郡萧氏门中历代先祖之神位”。在祖先神位两侧，有的写“昭穆”二字，所谓“昭”，是指、二世、四世、六世祖先，居于左；所谓“穆”是指三世、五世、七世祖先，居于右。有的在祖先神位的两侧，写上什么“阴司公公”“潮水娘娘”“招财童子”“进宝郎君”之类赐富赐财的神位，这就显得有些俗气了。

 家神下面，必有神龛，神龛是陈放香炉、烛台、祭品之用的。神龛下面是供奉的土地神。

土地神在中国，似乎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是人们离不开土地而产生的心理反映。管野兽山林的有“山神土地”管道路桥梁的有“桥梁土地”，管五谷丰收的有“谷神土地”，管家宅平安的有“本宅土地”，管各地方绥靖的有“本方土地”等等。土地神众多，各司其职，各管一方，是主管基层琐碎杂事的地方神祗。正因为是管得太杂太具体化，像基层干部一样，地位也相应低下，只配在家神下面供奉了。

 在各家供奉的都是“本宅土地”，神牌上写着“本宅土地之神位”。并配之以“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或“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之类的对联。这个“本宅土地”，从字面上看，成了一家一个土地神，其权利范围也就小得太可怜了。

除祖宗、土地之外，不少人家还供有一个“坛神”。一般“坛神”的神位放在家神与土地的右侧，不能占正中位置的。

“坛神”不知道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有“天坛”、“地坛”之分，“天坛”是以竹编篓，插以各形纸花，放在神龛侧端的。“地坛”是正式设在神龛右侧的神位。我家乡下供的是“地坛”。

 我小时候读过《封神演义》，爱听神祗故事，是颇知道一些神祗的来历和作用的。但就是对这个“坛神”不甚了解。“坛神”的神位，不是直接书写的，而是用一张特大红纸印刷的。我在读中学时，曾认真对我家的“坛神”神位研究过，想从中找出这尊神的根底来，但十分茫然。神位上既有道教的三清祖师和八卦图，又有、伏羲、神农、轩辕三皇的名号，既有什么雷、雨、风、电的神，又有什么“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少数民族神，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包、杂七杂八的神位了。后来我想，坛，就是祭坛的意思，就是祭祀神祗的平台和场所，“坛神”，恐怕应该改称为“神坛”才准确一些。就是说，这里是祭祀所有各路神祗的场地。

  对“坛神”，在我们心目中，有一种敬畏感。小时侯在家里，母亲经常告诫：“坛神”面前的东西是不准随意摸的。而土地神面前的东西，则可随意摸取。仿佛只有“坛神”才凛然不可冒犯，在迷信盛行的乡下，若家里有灾有祸或多病多痛，则常常会进行“庆坛”活动。这种活动由神汉端公来进行，他们除了念经祭祷烧钱化纸以外，还要头戴面具，身着彩衣，扮唱各种神曲戏文，载歌载舞，以娱神人。面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根据戏文人物选择配戴，其唱腔俚俗，极具原始戏曲的风味。

 大概是“坛神”太为混杂，不伦不类的原因，一般居住城镇稍有地位的人家是不供“坛神”的，只供祖先神位和本宅土地。我们马井街上的家，自然也没有供奉“坛神”了。

 我家堂屋，除祖宗神位外，引人注目的便是满壁字画了。是些什么人的字画我说不上来，其中有四幅是父亲十分珍爱的。那是四副荷花图，从总体上看，四幅构成了一张大的荷花图，但分开又每张各自成画。那是用大写意的笔法画成的，笔势豪放粗犷，力透纸背，用墨浓淡得宜，墨色中仿佛七色俱在。其画很为陈旧，虽经重新装裱，仍难隐去雨渍、虫蛀斑痕。可惜我小时不识题款，解放初期，父亲曾说是八大山人画的，流着泪叫我烧掉了。说来是一桩损失。

 由于我每天扫街回来就负责打扫堂屋的灰尘，对这些字画，我是很有感情的，这对我后来喜爱字画，不能说没有影响。

 打扫完堂屋，就该我读语文了。由于父亲尚没有起床，我读书时，必须大声朗读，让他睡在床上也能听见。

 对语文，我是有兴趣的，当时的语文，朗朗上口，易读易记，一篇课文，只需读三五遍便可背熟，可是父亲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我“笨鸟先飞”。

 所谓“笨鸟先飞”，就是学在教的前面，老师还未教，我就必须先会读能讲。按父亲的说法，先学会了，老师在讲该课时，自己就等于在复习，就要比别人学得深厚一些。

 自己并非笨鸟，何苦要先飞？可是父命不敢违，仅管极不情愿，也只好寅读卯书，先飞起来。这却便宜了当时的语文老师，凡课堂的语文领读，差不多都由我为其代劳。

要“先飞”，谁来教其“先飞”？自然是我的父亲。仅管他有长期的教学经验，懂得教育心理，懂得循循善诱。可是对于我却从来没有循循善诱过，稍有差错即打在身上。用他的惯常说法，“不打不成人，黄荆条子出好人”。我就在这种状况下“先飞”了，一种在高压下的诚惶诚恐的“先飞”。如果像老师一样先教先飞，到也罢了，可是，父亲对我的“先飞”，并不是先在家内教我，而是教我先自学在前面去，自学不懂的，才去问他。涉及到理解上问题，首先叫自己去理解，有错的，他也不及时纠正，要我再读再理解，再再读再再理解，再再再读再再再理解，直到理解基本达到要求，他才稍作修正和补充。一个小孩子的理解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有时半天都逼不出一个正确答案来，又怕说错挨打，苦极了。父亲常以这种教育方法在人前炫耀，而我却从心底反感，恨极了！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先飞”也有先飞的好处，这就是在正规听讲时不吃力，完成作业快，可以挤出时间来浏览一些课外读物，满足少年求知的好奇心。

（四）课外天地

 圣经说，天国的乐园是伊甸园，可是我儿时的乐园却是外婆家。

 外婆是个十分贤德的女人，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左邻右舍没有人不说她好的。外公粗通文墨，乐善好施，是方圆数里出了名的忠厚人。每当夏季农闲时候，外公总要在安乐桥搭上一张桌子，义务宣讲“圣谕”，一来劝人向善戒恶，二来也在夏季的长夜，在缺少文化的乡间给人增添一点文化的熏陶。

“圣谕”这种义务说书活动，解放后就绝迹了，可是在解放前乡间是十分盛行的。作为说书，它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它是纯义务性的，不向听讲人收取任何报酬；第二，它讲的内容全部是忠孝节义的故事，做善事遭善报，做恶事遭恶报，天理昭彰。忠臣、孝子、烈妇、义士，必有好的结果，这是毫不含糊的。第三，说唱结合，间唱间说。其拖声甚长的唱腔，颇类似古代讴歌诗句，极富韵味。

“圣谕”，顾名思义，就是代圣人谕教之意，它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劝人向善为前提，决没有半点有损社会安定的内容。一般在人们汇集的地方，用三张方桌，搭成“品”字形高台，上面那张方桌系上桌围，上面放一块约一本书大小的木牌，木牌一面刻“圣谕”二字，一面刻“格言”二字，黑底金字分外醒目。上面的桌旁放一张椅子，供说书人坐的。说书一般在晚上进行。说书开始，先要用香烛纸钱，祭告神灵。边祭边唱，唱词几乎全是一致的：“一愿风调雨顺，二愿五谷丰登，三愿民安物阜，四愿福寿康宁，五愿消灾忏悔，六愿亡者超生，七愿......”一直要唱够十大愿，才能结束这个开场祭告仪式，开始说书。一般每晚说一个完整的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的故事。不多说，也不留“且听下回分解”的尾巴。有头有尾，引人入胜。

我外祖父就喜欢在农闲之夜，在安乐桥头进行这种劝善活动，且身体力行，所以很受人尊崇。凡一提说安乐桥的“曾三爸”，没有人不说好的。因为这样，也养成了他，通达、知命、乐观的性格，任何时候都是乐呵呵的。他在唱书时，总说吉人天相，好人会有好报的，可是他自己，却不见得有什么好报，唯一的一个儿子，却过早的病死了。

他的儿子，也是我唯一的亲舅父叫曾德甫，在新婚后不久就病故了，接着就是舅妈改嫁，家里只剩下外祖父、外祖母这对老人，为了延续曾氏香烟，只好在外抱养了一个孩子作孙子，这就是我的表兄曾维泉。

大概是又怕孙子过早夭折的缘故，与表兄起了一个小名叫“保寿”。这“保住孙子长寿”便是当时主要的祈求和愿望了。

“老来丧子”是十分悲痛的，何况又绝了后。外祖父仅管十分豁达，也经熬不起丧子的悲哀，不多几年，也就离开了人世。

    出于对娘家的关切，母亲总想方设法叫我们常去外婆家走走。好在外婆家距马井街上不远，仅一公里多路程，父亲十分放心，于是去外婆家便成了我们姊妹最乐意的最响往的地方。

    外婆家住安乐桥上游约两百多米，门前是一弯河流。由于下游受严家油坊拦河垫的截流（垫头），外婆家门前的河段便成了一弯碧澄如镜的深潭，在两岸绿树浓荫的遮掩下，碧绿澄静的水面显得阴森森的，没有大人一道，作为小孩子的我们是不敢随意到河边玩耍的。

但这段河也有我们钟情的时候，那就是夏天被洪水冲毁了堰头而尚未修复堵流的那些时光。在那个时候，阴森森的水潭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松软的沙滩，浅浅的河水，以及在浅水中挣扎的鱼虾。一旦遇上了这个机会，我们兴奋极了，一下跳入河中，捉蟹、捞虾、捕鱼、玩沙，闹个痛快。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对这段河弯，感到亲切、可爱、钟情，流连忘返。

    在外婆处最好玩的地方是铁篱笆刺的林内。外婆家的后院，没有围墙，也没有竹篱，而是种的铁篱笆刺。这种铁篱笆刺，估计种植了上百年，高大密实，长长一排，严严地护住了外婆家一方院落。强盗和小偷，不怕围墙，怕的就是这种铁篱笆刺，因为这种带刺的植物屏障，比战场上的铁丝网还要密实得多，是强盗和小偷难以逾越的。

 这难以逾越的屏障，对小孩子却是天堂。由于树冠枝条伸展太宽，在树干的根部，反而成了空心地带，没有任何刺藜生长其间，这一点被我们这些小孩子看上了，便利用身体小的优势，从刺笆的缝隙中爬了进去，在那个空心地带尽情玩耍，挖坑捕鸟，爬树捉蝉，摆姑姑筵，捡退蜕的蝉衣。太阳晒不着，大人们看得见、抓不着，仿佛我们就是那个王国的领主，感到十分亲切，不到吃饭时候，决不爬出来。外婆也乐得我们在那里面玩，因为除只招呼我们防刺伤人外，是决无安全之虞的。

 外婆家的李子树也是我们觊觎的对象，特别是李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李子树在外婆家门外的河边，每年要结不少李子，很脆很甜的。凡成熟收获的李子，外婆总是留给我们吃，犯不着我们在未成熟时偷偷觊觎的，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总爱避着外婆去偷摘，那怕又酸又涩也其味无穷。外婆越干涉，偷摘得越有味，以致后来酿成偷吃过多的酸李子而大病一场，外婆怒而砍掉这颗李树为止。

 外婆对我们的活动，总是宽容多而干涉少。有时没什么可玩的了，外婆就叫比我大七八岁的维泉表兄带我去捉油蚱蜢，抓纺织娘，捕萤火虫，捞鱼捞虾，总之尽量让我玩个痛快。

 在外婆家还有一种享受就是听曾德清舅舅讲故事。

    曾德清是外公的亲侄儿，也是我的隔房舅父。他粗通文墨，在我父亲任马井乡乡长期间，他任过该保保长，后随着父亲的下台而下台。他为人随和，嘻嘻哈哈，仅管在公事场中滚打过，但仍不失其忠厚，从不招惹是非，从不与人结怨，人缘很好。其妻，我喊舅妈，伶俐热情，性格开朗，属开放型女人，与德清舅父的忠厚性格形成对比。他们有个女儿，小名“八元”，叫曾维芬，从小埋头做事，沉重家务劳动，使她过早地失去了孩子的天性，从不与我们玩耍。

曾德清舅舅有讲不完的故事，每当在外婆家过夜，我们就缠着他在晚上讲故事，他讲的故事大多是一些打仗故事，姐姐们不喜欢，而我却听的津津有味。对故事中英雄好汉非常崇敬、仰慕，甚至愿望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好汉们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一生。

 一年暑假，我住外婆家，德清舅舅竟每天晚上与我讲起连续故事来。讲故事之前，我总见他先要读一会儿书才讲，我好奇，把书要来一看，书名叫《三门街》，翻书一读，才知他每晚讲的故事都是从书上来的，于是我拿著书读了起来，再不缠他讲了。这部《三门街》，便成了我接触文艺小说的第一本书，从此读书上瘾，欲罢不能。此时，我才八岁，上小学三年级。

    自从读了一部《三门街》，激起了我对小说的浓烈兴趣，回到家来，翻箱倒柜找小说书读，记得首先找到的一本是《西厢记》。

这是一本根据元杂剧《西厢记》改写的小说，半文半白，对一个八岁的孩子读来十分吃力，其中一些字，要靠查字典，才知它的发音和含义，但终于被我啃了下来，其中一些诗词，例如“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之类，还能记熟背诵。至今不忘。

《西厢记》是爱情故事，但作为孩子对爱情不感兴趣，感兴趣是书中的故事情节。一次，我偶然问父亲：“兰闺”二字是什么意思？父亲对我的提问十分愕然，追问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这两个字，我只好说在《西厢记》。他沉思良久，说“这不是小孩子读的书，今后不准看”。

 父亲知道我在看小说后，居然主动找我谈起小说来。一次，他与我讲《武松打虎》、《李逵打虎》、《假李逵剪径》等故事，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专为我讲的故事，听得我神思飘然，然后父亲拿出一部书，与我说，“这书叫《水浒传》，刚才我讲的故事，全都在书上，你自己去看吧”。说完，还翻出描写故事的有关章节与我看，证明所说不妄。

于是，我从偷偷摸摸地看《西厢记》到名正言顺地看《水浒传》。又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直到《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西厢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薛任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南》、《秦琼扫北》、《薛刚反唐》、《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镜花缘》、《杨家将演义》、《济公传》、等等等等。只要是章回小说，凡书必看。对父亲说来，只要我的功课成绩好，只要不看言情小说，他听之任之。

 从对历史小说的钟爱，我又伸引和发展了两种爱好：一是听说书，二是看戏文。

在过去还没普及电影（至少在县城、乡、镇没有）的时代，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是贫乏的。戏剧在当时当地，也只有川戏，那是一年中唱不了多少天的。当时在民间的主要文化活动是说书。

说书的主要形式是评书、金钱板和荷叶等，其中以评书为主。说书一般白天在广场，夜晚在茶铺进行。所说的内容以武侠小说为多。

评书注重讲口，伴以形体动作和眉目表情，讲得来绘声绘色，十分引人。      金钱板和荷叶则是以说、唱并重，以唱为主。金钱板是指伴唱的敲击用具是三片竹板，中间嵌一小铜钱而命名。荷叶是演员唱中敲击的乐器是半面铙钹（亦称苏铰）形似荷叶而得名。由于此两种演唱受唱词韵律的限制，一般故事情节比较单一，如《武松》、《乾隆王游江南》等。而评书则不然，多为历史巨著，有众多的人物，情节复杂，气势磅礴，一讲就是几个月的。

我喜欢评书对事件的惟妙惟肖的描述和刻画，也喜欢金钱板、荷叶带韵的故事诗。特别是金钱板或荷叶，在说唱正文之前的一段“帽子”。

“帽子”又称“书头子”，是说唱正文之前招来听众的独立唱段，内容滑稽幽默，令人捧腹，如《小菜打仗》之类等等，短小风趣，吸引行人。此段唱完，才来一个“闲言几句随风散，书归正传表详端”，接说唱正文。有的艺人，还能即兴编唱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作为“书头子”，对现实讽刺评论，以抒听众胸臆。

 这种民间说书，可以说是对下层民众的一种历史讲座，不少两眼一抹黑的文盲，却洞晓三皇五帝乃以至前朝历史，其功劳当推这种民间说书以及戏曲的。

 我家乡马井的说书场地，白天下午在观音阁的空坝内，晚上则分散在各家茶铺内。

 父亲回家一般较晚，而学校下午放学却较早，这段空间便是我听书的最佳时机。每当下午放学，我总要背上书包，到观音阁书场站着听上一两段，估计父亲快回家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除听书而外，凡遇逢场天，我放学后的去处，就是去找戏书看。

 在当时，除什邡县城有书店外，一般场镇是没有书店的。要买书就得找走场串乡的流动书贩。

一般的卖书人不设摊，用一根大竹，上部横插几排小竹，密密排排地钉上竹钉，把书一本本挂在竹钉上，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把嵌上铁脚的大竹往地上一插，竹书架就立起来了，任随买书人翻阅和选购。其所卖的书，除《历书》、《万事不求人》、《增广贤文》之类外，就是川戏剧本了。这种剧本，一戏一册，木板印刷，很便宜的。

 逢场天，若是星期日，我就是这种书架前的忠实读者，一站就是半天，读的全是川戏戏本。

  戏曲一般都来自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故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之谓。对偏爱历史小说的我，对以韵文来表达历史故事的戏本，自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不少剧本，唱词写的高雅优美，比读小说有更深一层的享受，比如《情探》、《长生殿》、《五台会兄》、《三祭江》等等，可以整本整本的背诵下来。对唱词的吸取，为后来对诗、词、曲、赋发生兴趣奠定了基础。

儿童时代，唯一上档次文娱活动，就是看川戏。由于马井的繁荣和水陆码头的地位，来此演出的戏班很多，加上街头川戏头玩友们自唱自娱的的影响，小时侯对川戏产生了一种浓烈的兴趣。凡有川剧戏班来马井街上演出，总要千方百计设法去看，“铲放棚戏”更是家常便饭。

所谓“放棚”，是指演出尾声，此时已不收票，可以让人们自由进出剧场了。一般演至最后一折时，便“放棚”了，此时可以让一些小商小贩结束生意后去“铲”一点“戏蒂蒂”，也可以让无钱的人也饱一点眼福。对有钱、有身份的人说来，决不屑去看放棚戏的，可是对我说来，待把每天的课文复习完，戏也接近“放棚”了。而“放棚“后的戏都是压轴戏，是精华部份。所以我也就不管身份不身份，乐于铲“放棚”后的戏“蒂蒂”了。

靠着“铲戏蒂蒂”，我看了不少川剧名家的戏，如天籁的《祭岳》、姜尚峰的《八阵图》、面娃娃的《杀船》、筱桐凤的《打神》、杨云凤的《郗氏醋》、黄佩莲的《刁窗》、当头棒的《赠袍跪门》、竹婉秋的《三祭江》等等。时隔几十年，这些演员的身段、唱腔，至今尚能说个一二三来。

  记得有一次乡公所团丁转告父亲从什邡来电话，说当晚不回家，这简直乐坏了我，央得母亲允准，那晚我大模大样进戏场看戏去了。谁知，戏还未完，父亲却从什邡赶回，一见我不在家，又听说看戏去了，便大为生气，令二姐把我从剧场找回，直到我跪在土地菩萨面前把当天的课文背熟后，才放我睡觉。好在母亲把看戏的责任全揽在她身上，说是她叫我去我才去的，才免除了那晚的一顿痛打。

    （五）儿时的希冀—过年

现时的孩子，问他盼的是什么？绝对没有人说盼过年的。在我儿时，却总盼着过年。

过年是最惬意的时光，吃得好，有新衣服穿，玩耍不受干预，有压岁钱，还有许许多多平时难以看到和难以接触的东西。

在我家，中秋过后不久，就请裁缝进门为过年做新衣了。那个年代，没有成品衣服卖，新衣是靠自做或请裁缝上门来做。裁缝摊是我和姐姐们围观的好地方，不仅可以看怎样把一段布做成衣服，还可以拣布的边角废料做玩具用品。裁缝刚走，锡匠又上了门。当时的用具，以锡制作的为多，锡茶壶、锡茶盘、锡酒壶、锡灯台、锡蜡台、锡手烛、锡帐钩等等，用上一两年要翻新，要添制。看锡匠做话，比裁缝好看多了，看锡翻砂，看锡压模，看锡碾片，看锡捶型，看锡焊接，看锡抛光，看锡雕花……，从头到尾，就是一堂完整的锡工艺课，令人得益不少。

过年，在姐弟中我的事最多。年前的上坟，年中在亲戚间的拜年、回拜、赴春酒、登门请客，差不多都是我的事，父亲好面子，是羞于做这些俗事的。那时的拜年礼品，一般是一块肉，四把面。一份礼品，常常是张家提往王家，王家又提往李家，李家又提往陈家，陈家又提往张家。自家的礼品，十天半月后，又被人作礼品转送了回来是常事，鲜肉被提成臭肉了。

在老家，正月初一至初五有送财神的习俗。财神是一印着财神图像的十六开红纸，送者多为乡下穷人。送者一进门，把财神像往主家桌上一放，便唱了起来。唱词千篇一律为：“一进财门大大开，赐福天官送财来，一送金银堆北斗，二送财源滚滚来，三送三星来拱照，四送四季大发财，五送五子登科第，六送六合同春来，七送仙姬来送子，八送八仙护宅来，九送九九人长寿，十送阖家吉祥来。”反复诵唱，直到主人给钱为止。如嫌钱少，还会唱“主人家，转个手，荣华富贵年年有”，或“主人家，升又升，后代儿孙穿银又穿金”，反正是不给钱不走，钱不给足不走。

在马井，正月十五要办元宵会。此会不知起于何时，除1958到1978年的公社化时期外，年年如此。这其实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规模农具展销会，大到犁耙晒席，小到锄棍扁担，凡农业用具和生话用品，应有尽有。办会期间，剧团、杂耍、龙灯、狮子、小吃、百货，凑足了热闹，至今不衰。

正月十九，是过年玩龙灯的最后一次活动，当晚要烧灯。所谓烧灯，就是看龙灯的人要用烟火对着狂舞的龙灯喷烧，玩龙灯的人，除穿一条水湿的内裤外，赤膊赤腿地在夹道的火焰喷烧中狂玩。这实在是一场残酷的玩乐，令人胆战心惊，卒不忍睹。

龙灯一烧，宣告过年活动的结束，生活又回到正轨。

（六）夏夜姊妹音乐会

我家最早在马井的住地，母亲说在新街王爷庙对面傅家中药铺的隔壁，后门就是大河，然而我竟无一点记忆，也许是年龄太小之故。我记忆中的老家是在正街中段现在是缝纫社的院子，房主叫张月廷，脚跛，似乎与我家沾点亲，我喊张姑爷。俗话说“四川竹根亲”，不管熟悉与否，清理起来，总能攀上一点亲戚的。院有三进房，共享一个较大的天井。三进房我家都住过，住得最长的是居中那一进。天井中有一株枣树，一株板栗树。枣树正对我家后门，树茎碗口来粗，枝繁叶茂，树下是我们姊妹的乐园。每当夏夜乘凉，总是二姐拉着二胡，大姐随琴而唱，我附和帮腔。弟妹们年幼，作听众。什么《王大娘补缸》啦，《天上人间》啦，《五月的风》啦，《渔光曲》啦，《西宫词》啦，《秋水伊人》啦，《拷红》啦等等等等。而唱得最多的是《王大娘补缸》，因为这支歌可以充分发挥我帮腔的作用。姊妹们无拘无束，一派天籁之音。

有时，母亲在忙完家务后也加入进来，他不唱，与我们姊妹讲故事。母亲讲故事是个天才，绘声绘色，层次分明，声情并茂。她的故事很多，讲熊家婆，讲董永与七仙女，讲牛郎织女，讲月中嫦娥，讲安安送米行孝，讲戏文，讲地方上的逸闻趣事……。一件最不经意的事从她嘴里出来，总是趣味盎然。可惜她是个半文盲，不能看书写字，不然，定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每当她讲故事，我们总是听得如醉如痴，有时故事讲完我们犹沉浸在故事的情节中不能自拔。 然而我们最爱听又最怕听的是母亲讲她作童养媳时受虐待的故事，这是一部悲凉的中国妇女备受欺凌的血泪史。母亲是噙着泪讲的，我们姊妹是流着泪听的。

枣树伴我渡过了童年，枣树下姐弟的活动留给我太多的梦幻。对枣树下那一方天井的情怀，不亚于鲁迅心中的“百草园”，时时萦绕于怀，终身难忘。  

（七）邓家大孃

母亲是三姐弟，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弟弟名曾德普，二十多岁就死了，其妻也改嫁了，为续曾氏香烟，外婆只好去抱养一个孩子作为孙子，起名曾维泉，我喊表哥。

邓家大孃是母亲的姐姐，嫁邓家，从我知事的时候起，就居孀了。据说其丈夫死于仇家的暗杀。二十多岁就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守寡务农。女儿名邓毓秀和邓良贞，儿子名邓良兴，我称表姐和表哥。居家不远，就在马井的下场口，距我家只隔半个场镇。

邓良兴表哥比我大五六岁，是天生的艺术人材，可惜被埋没了。他对戏曲、音乐、绘画、书法，凡属艺术的门类，一看就会，无师自通。那时的乡间，竟没有可供他学习和发展的地方。加上他又是独子，不允许他出外闯荡。以致碌碌无为，老于田舍，农暇时分帮人酬办红白喜事、除夕临近帮人写对联、画门神，间或帮相馆画点布景、广告之类，挣点小钱，了此一生。

我喜欢这位表兄，一是对艺术有共同的爱好，二是他会耍。与他一起，总是其乐无穷。砍一段竹子，他可以做成胡琴、笛子；看戏归来，他可以把戏中人物画得来惟妙惟肖；听一次歌曲，他模仿得来煞有介事。说起钓鱼，他熟悉方圆十里的钓鱼去处。说起捕鸟，他会各种各样的捕鸟方法。在他的带领下既长知识又获乐趣。大孃家经济不宽裕，母亲总常叫我送油、送肉、送衣物去。我最乐意这差使，借此可以与表哥混上半天。

解放后，大孃一家搬回隐峰镇乡下，我家搬往什邡城关，相距较远，她们姐妹间的往来也就少了。

大孃是我母亲去世后第二年去世的。母亲是1984年1月21日下午去世的。1月22日，即母亲死的第二天早晨，天飞着雪花，我骑车去隐峰水碾河大孃家报丧，大孃已双目失明，卧床不起。知我去，她第一句话就问“你妈好么”？我见她病重，怕她伤心，谎说很好。她紧急着追问“你莫骗我，是不是真好？”我又谎说是真好。她说“不对，你是在骗我，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不是好兆头，我正打算叫你表哥去看望你妈的，我担心你妈有凶险”，于是她向我述说了她的梦境。她说：昨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妈与外婆和我大姐在一起，外婆走前面，母亲走中间，我大姐随后，三婆孙说说笑笑，与她擦肩而过。她喊外婆，外婆不理她；她喊母亲，母亲也不理她；她又喊我大姐，我大姐也不理她。亲人们都不答理，她伤心哭了起来，直至哭醒。醒后一想，不对，外婆和我大姐都是死了的人，怎么会和母亲在一起？她认定我母亲有凶兆，所以拟叫表兄来探问。经她这一说，我只好与她说实话，告诉她母亲昨天下午去世了。她听后，不但不惊，反而劝我不要伤心。她说：“这样好，她们三婆孙在一路，不孤单，最好，最好!”还一再要我回去告诉姐弟们不要为此伤心。

大孃的梦使我们都很惊异，偶然的巧合么？亲情的感应么？或冥冥中真有灵魂么？我惶惑，至今是个迷！

（八）各行各业的邻居

现代的住所多系高楼，一门关尽，孩子对邻居多是陌生的。而在我的童年，所居犹如大杂院，邻居互相关照，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对孩子说来，无疑是一部最好的社会教科书。

我家附近有不少自产自销的作坊，有做纸伞的，有做丝线的，有染布房，有纸扎店，有酿造坊等等。在小农经济的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全赖这些小作坊生产，每个作坊就是一个全能的小工厂，从买进原料到做出成品，就在一个家庭内完成，无现今的协作配套可言。我家住房后院有一个三家人共用的天井，左侧的是丝线铺，姓萧，人称萧丝线，从煮蚕茧到做出五色斑斓的丝线，都在这个天井内完成。而右侧的邻居也姓萧，因卖过花椒，人称萧花椒，以纸伞为业，其制伞的全过程也在这个天井内完成。我生活其间，自然学到了不少知识。

然而最吸引我的，却是离我家十余步的纸扎店。店主姓马，专门从事丧事的纸扎手艺，其文化不高，但扎出的大小人物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那时不时兴对丧家送花圈，大凡吊丧，致吊者除必备纸钱香烛外，还得送一对陪灵童子，即纸扎的约一尺多高的童男童女或戏剧人物。如遇丧家大办丧事，则纸扎人物更多，小到陪灵童子，大到一丈余高的三头六臂的鬼王，文臣武将，应有尽有，煞是好看。我放学回家，要从其店铺经过，总忍不住停下脚来看他如何将竹条和纸做成一件件艺术品的。纸扎中，重要的环节是绘画，人物要画脸，衣履要画花，背景要着饰，一切离不开画笔，这也是吸引我的重要原因。

我的对门是一姓王的人家，薄有田产，闲居。其老者，我喊表爷爷。四川多是移民的后裔，受江西习俗的影响，见人就喊老表，年长的喊表叔，再年长的喊表爷爷。这位王氏表爷爷为人和善，喜欢钓鱼，且钓瘾颇大，只要不刮风下雨，几乎天天出门。星期天，只要父亲不在家，我则随他钓鱼。他钓鱼很怪，不去河边，只钓泉凼。在泉边大树下一坐，钓竿一抛，双眼半睁半闭，不言不语，不食不喝，如老僧坐禅，纹丝不动。有鱼无鱼似乎已无所谓了。我则不然，看水口，看钓位，看风向，半小时鱼漂不动，则换地方，坐不住。每次同钓，我起鱼的机会都比他多，他似乎很少起鱼。然而每次他的效果都比我好，他鱼的数量虽少但都是大的鲫鱼，我的虽多，却尽是小的杂鱼。令我不能不折服。

我家的房东姓张，脚跛，我叫张姑爷。四川竹根亲，纵横一清理，总能攀上一点亲戚关系的。其家就在我家后院，那是我家取饮用水的地方。他两个儿子，老大早故。老二叫张泽安，热中打猎，家里养了两只纯种猎犬，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羌藏地方买回的。只要带犬出门，必有猎获。凡有机会，我总会随猎观战。打猎一般在荒河滩，猎取对象主要为野兔、野鸡、野鸭。荒草漫野，人吼犬吠，枪声、硝烟、狂追，极尽感官的刺激，似乎回复到了洪荒的野蛮时代。每次随猎回来，待刺激的骚动平定过后，总有一种弱肉强食的悲凉在心底萦回。是对生灵的怜惜么？是对社会的感悟么？是恻隐之心的萌发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经常暗下决心：下次再也不看了。但毕竟是孩子，经不起刺激和好奇的吸引，只要一相约，又去了。理性管束不住诱惑！

解放后，猎枪收缴了。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远房表兄张泽安再也不能打猎，猎犬对他已无作用，他送了一只与我，由于太过凶猛，我只好以铁链拴养。纯种的猎犬竟沦为看家狗，甚而连看家狗的自由也不能享有。一天，它居然咬断铁链跑了，跑回原主人的家。后来几次要我去牵，我未去，我不忍心！

（九）父亲的病

父亲患有胃溃疡，偶尔吐血便血，在现时，不算大病，切除就行了。但在当时，一提吐血，谈虎色变，视同绝症。1946年春，父亲又吐起血来，未来的大女婿杨子柏来探望，认为什邡的医疗条件太差，建议送广汉医院医治，他在广汉读了几年高中，人熟地熟。母亲听从了建议，将父亲抬往广汉住院治疗。

杨子柏与大姐是有婚约的。哪个年代，婚姻还做不到彻底自主，我家已算够开放的了，但也只开放到一切征得女儿同意不包办代替的程度。其他诸如订婚、迎娶等仪式规矩，还得按旧的形式来。

有未婚女婿照应自然是放心的，母亲也随之去了广汉，并带走了尚在吃奶的小妹妹乾嘉。大姐和二姐在什邡上师范学校，家里只剩下十岁的我和六岁的妹妹乾芬以及三岁的弟弟乾德。家里没有大人，三个孩子就饱一顿、饿一吨地打发着日子。

一天，大姐从什邡回来，说是母亲带信来，可能父亲要转往成都治疗急需要钱。钱是早准备好了的，一共两百个大银元，那是家里的全部积蓄。但怎样送去？却很费踌躇，最后大姐确定要我与她一起去送。于是大姐急急忙忙缝了两条空心腰带，每条装一百个银元，分别缝死，以免有声响。我和她各系一条在腰间，连夜赶到什邡，住在她的一女同学家。

次日凌晨，我们就上路了。我们都穿的是童军服。所谓童军服，即类似今天的校服。全国统一着装样式，这是学习西方教育模式的结果。英国人贝登堡，提倡中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学生，实行准军事编制和教育，高中生实行军式教育，这就是童子军。凡童子军均得穿草黄色童军服，佩肩章、胸章、臂章，束皮带，系领巾，戴船形帽。高中生穿麻灰色制服，打绑腿，戴大盖帽。女生上装与男生相同，下装则一律黑色裙，黑长袜，黑操鞋。童子军有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活动方式，由学校的童军教官领导执行。当时大姐是师范学校学生，我正上小学五年级，自然是童子军着装。

与父亲送钱并非上学，穿童军服，主要是出于对坏人的震慑。当时大姐十八岁，正豆蔻年华，一路遇上坏人怎么办？遇上土匪怎么办？这身衣服表明我们是学生，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凡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总有这样那样的背景，令坏人有所顾忌，不敢随意妄为，这就是大姐要我穿这身衣服的原因。

我和大姐都没有出过远门，更不知广汉在何地，好在只有一条路，出南门往前走就行了。我们不拿伞也不背包，不问路也不搭白，一副就近闲游的样子。路上不少拉板车、挑担的，问我们去哪里？我们总说“就在前面”。这个“前面”到底有多远？我们谁也不清楚。

我那时只有十岁，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腰间的一百银元越走越重，真想就地坐下来，但我不敢。一是惦记父亲的急需，二是担心大姐的安全。大姐毕竟正值芳龄，风采照人，谁知这身衣服管用不管用呢？好在我临行揣了一把为童子军配备的小刀。这小刀，我随时打开着，暗握着，心总忐忑不安。

在惶恐和极度疲惫中，两姐弟终于走到了广汉。待找到医院见到父亲时，已是下午两点过了。当解下腰间的钱带，顿时一阵昏眩，饥饿、劳累使我站不起来。父母见到如此情况，才知我们没有坐车是走路去的。在一阵心痛的抱怨后，由杨子柏领着我们去街上饭馆吃饭，不知怎样，饭菜竟特别好吃，远胜过年。

下午四时，我们告别了父母，杨子柏把我们送出城，在街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姐弟共坐。黄包车夫是个快活的人，一路飞跑，有说有笑。华灯初放，我们便一身轻松地回到了什邡。

不久，有人带信回来说，父亲已去成都转四川省立地方医院治疗。大约一两个月后，家门口突然来了两乘滑竿，一看，方知是父母回来了。

据说本不该这么早回来的。医院建议做胃切除手术，父母对手术的效果信不过，只愿保守治疗，所以父亲的吐血一止住就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