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炬自传 - 浮生留痕

     浮生留痕 - 我的自传

       第一篇    出   生

        （一）儿时的摇篮——马脚井

        民国二十五年，也即是农历丙子年八月初四的凌晨三点钟（丑时），我诞生在什邡县马井乡波罗村石灰桥头的一户农院里。这一天，换算成现行的公历，应该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说是农院，那只是就居住地而言的。在我出生以前，家庭的生活来源已不靠耕种田地，而是依赖父亲在学校执教的薪金来维持一家的用度。居住农村，只是维系着对祖父传下的十三亩薄田和一宅房院的看守而已。

         我的出生，导致了家庭由农村向城镇迁移。这是因为父亲在当地文化教育界已小有名气，居住环境应与身份相称，同时也是便于对我的教育。大约在我出生的第二年，举家迁到了马脚镇居住。

         马脚镇又名马脚井，简称马井。建镇历史古老，早在宋代就见诸史料了。其名称的得来，与汉昭烈帝刘备有直接关系。相传刘备取成都，广汉长黄权闭城不下，乃改由什邡“间道入蜀”，夜行间，马蹄不慎坠井，后以马缰引出，该井遂称马脚井，市镇即以井名。该井至今犹存，乡民呼为“大井”，位于大街之侧，其水清冽，为下半场的主要饮用水源。井东侧有巍峨庙宇名汉帝宫，祀奉刘备。

马脚镇地处沱江上游水系的鸭子河与小石河的交汇口，东距什邡县城八公里，北接彭州，南连广汉，西通成都。沿江而下，经金堂、内江，可至泸州、重庆。为什邡的水陆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什邡县志》是这样描述的：“马脚镇古为水陆码头，长街曲巷，水阁明楼，长桥卧波，古香古色”。集镇长一公里许，计有街道七八条，商业集中在正街。每当夜幕降临，以护阁楼为中心的餐饮集中区，便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唱戏的，说书的，喝酒的，押诗条的，讲圣谕的，管弦箫鼓，灯火辉煌，喊堂叫卖，欢声笑语。加上空气中弥漫的酒味菜香，构成了感官与梦幻的交响曲。幼年的我，便在此接受人生的洗礼和社会的启蒙。

马脚镇又是会馆与庙宇云集之乡。规模最大的是湖广会馆，四个天井，五进大殿，数百间房舍，前后两戏台，仅前面走马转过楼的大戏台前，足可容纳千人，我幼年上的小学校，就是利用该会馆改建的。其次是称为南华宫的广东会馆，规模亦为壮观。再次是称为天后宫的福建会馆和江西会馆。在我知事之时，这些会馆早已失去原有的功能，大多沦为民居。在寺庙上，有仁圣宫、观音阁、火神庙、天齐宫、禹王宫、川王宫、汉帝宫、王爷庙，再加上竖有双斗石桅杆、门前雄踞有巨大石狮的刘翰林的府第，整个马井，几乎就是古典建筑汇集的长廊。难怪史籍要用“古香古色”四字来形容了。

马井人似乎特别崇拜东岳，一座镇集，居然建有两座祀奉东岳的庙宇，这就是仁圣宫和天齐宫。仁圣宫位于场镇中部的护阁楼侧，最古老也最有名。农历三月二十八，传说是东岳菩萨生日，方圆百里的居士信众，潮水般地涌来这里朝拜，形成了一年一度的盛大庙会。三月二十七日庙会开始，当晚，为菩萨上寿，数百名善男信女在大殿上盘膝而坐，双手合十，通宵为菩萨陪坐。一排排长达丈余的巨型香烛熊熊燃烧，流光逼眼，香气熏人，整座场镇都笼罩于摄魂荡魄的神灵气氛之中。三月二十八，庙会进入高潮，数百人组成的仪仗队、锣鼓队、挂灯队、喜神队，簇拥着高抬的东岳、东岳夫人、太子三尊神像上街游行。其中，尤以挂灯队和喜神队最吸引人。挂灯队人数不多，仅一二十人，赤裸上身，胸、肩、背、臂满挂燃着的油灯，挂钩为钢丝，直接挂入肌肤而不流血负伤，这种为神献身的精神，令人叹为观止。上百人的喜神队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律戏剧装扮，在威风凛凛手执大锤的开路先锋的引导下，有笑容可掬操人生死的判官吴二爷，有手持铁链口吐长舌面目狰狞的鸡脚神，有为富不仁的员外，有开肠破肚的恶棍，有被扎锥子、剪刀的和尚，有披枷戴锁的鬼囚。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实际上是一队生前作恶、死后受罚，被押解游街示众的阴间鬼犯。人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愿望在这里得到了申张，虚无的地狱境界被形象化了。这种形象的扬善惩恶教育，在文化不发达的乡间，是十分有效的。对地狱的畏惧，遏制了罪恶的泛滥，维系了善良与忠厚的延续。喜神队中，披枷戴锁的鬼囚多为顽皮的孩童妆扮，他们可以在游行中随意抓拿街边小贩所卖的食物，而令摊主无可奈何，因为人是不能同鬼计较的。喜神队也常常由此出现令人捧腹的轰动效应。

会馆的宏大和集中，说明马井当时的经济地位，也说明外籍移民在马井的集聚势力。四川是明末大动乱的重灾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杀其反对者。清廷对张的清剿，又杀其拥护者。吴三桂的叛清，四川又是拉锯战场，加上战后的瘟疫流行，四川已成为无人区。据清乾隆《什邡县志》对“前明土著人”的统计称：“劫难后，或从本地逃出，或自远方归来，邑中只有四十九姓，一百一十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成都的什邡县，全县仅存一百一十人，其它各地就可以想象了。据史籍记载，当时的成都已成为野草丛生狐兔横行的废墟，清政府派驻四川的驻节大员，只好把行辕设在四川北部边沿的阆中，远距离地领导这块广袤无人的天府。为了复兴汉唐以来在全国就享有高度文明和繁荣的天府之国，清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移民的来源，主要来自邻近的湖广省（所辖地域为今湖南、广西的全部及湖北的大部），其次是广东、江西、福建。因同属江南地域，移民易于适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各省移民的到来，形成了各自的集团势力，为了加强对内的凝聚和对外的抗争，于是各省会馆应运而生。一座会馆，就是一座地域性的集团小政府，承担着集团内部的调解、裁决、接待、安置、教育、照应、以及规划、发展、开拓事宜。这种代表移民势力的会馆，构成了四川特有的风景线。从清康熙二年开始向川移民，至乾隆初年结束，一百年间，大批的移民拥入，铸就了这里的辉煌，也促成了会馆的兴起。直至清代中后期，移民间经过数代的交融磨合，祖籍的地域观念已十分淡薄，会馆才逐渐失去它的功能。

在马井，被乡人奉为神灵的，莫过于纪大奎题写的“护阁楼”的匾额了。纪大奎，江西临川人，清嘉庆11—23年任什邡县令，在为政的十三年间，为什邡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被百姓神化为昼管阳、夜管阴的包拯加钟馗的人物，并在县衙前建立纪公祠，享受香火（该祠于解放初被拆）。在什邡，流传不少纪公驱鬼镇邪的故事，如什邡南街镇火的木牌坊，西街除鬼嵌在木柱上的瓦片，县衙后院压鬼的铁锅，城隍庙内头顶墨盘的女鬼等等，都莫不记述着纪公神威。据说马井观音阁一带，常遭火灾，乡民诉之于纪公，纪公令在是处水上建一楼，并亲书“护阁楼”三字悬于楼前，火患遂息。儿时好奇，我常去护阁楼看这块匾，就是三个斗大的颜体字罢了，没什么特殊之处，总难明白这寥寥的三个字怎能起这样大的作用。

在马井，儿时最爱去的地方是仙缘桥。这是一座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木建廊桥，横跨于两水汇合之处。桥长约百米，计二十余间。桥下浪涛滚滚，碧波东去。桥上流丹溢彩，匾对生光。卖凉粉、花生、甘蔗、水果的小贩，占踞了桥的两侧。在桥上，既可乘凉观景，又可充饥品味。我喜欢来看桥下码头的艘艘木船，这些木船，远的来自内江、自贡，近的来自赵镇、简阳，他们载来了一船船盐糖，又运走了一船船粮米。他们飘然而来，飘然而去，以船为家，萍踪浪迹。在我儿时的心中，平添无数的憧憬和梦幻。

与仙缘桥仅一箭之遥的是太平桥。两桥建筑规模一样，形式无二，却是两重天地。一是华丽，一是败落。如果把仙缘桥比作天堂，这里就是地狱。由于河流的改道，桥已失去原有的功能，成了乞丐栖息的场所。每当路过此桥，背上总是阵阵寒栗。什么人世沧桑，什么饥寒交迫，什么风云变幻，在这里都可体味无余。小时候，除了走路必经之外，父母亲绝不许我来这里玩的。事实上，我也不敢来，不完全是怕乞丐，面对这陈旧破败的景象，心里禁不住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凉感，总想哭。

有天渊之别的这两座桥，现在已不存在了。由于洪水泛滥，两桥均被冲毁，分开两桥的陆地已夷为河床。新建的多孔混凝土拱砌长桥占据了两桥的位置，虽坚固雄伟，但已无风雨廊桥的丰采。加上河水枯竭，长桥卧波的壮观荡然无存，更谈不上帆影渔歌了。然而在我的心中，永远是碧波浩淼，江天一色的记忆。

（二）母亲的身世

母亲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娘家姓曾。外祖父名曾令田，行三，人称曾三爸。粗通文墨，能写会算，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出类拔萃的。为人古道热肠，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中的忠厚长者。

外祖父共有五兄弟，在其父亲的统领下，靠种田为生。为了保证劳动力的集中使用和减少家庭负担，家中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准儿子分家；二是每个儿子只准养一个女儿，多生的女儿必须溺死。母亲出生时，已经有了姐姐，这就注定她难逃被溺的命运。可是母亲出生这天恰是正月十五，是元宵佳节。过年溺婴，有损祖德，但家规不敢违，夫妻俩在抱着孩子哭过一阵之后，外祖母说：“与其溺死，不如抱出去丢在路边，听天安排，如果命大，也许还能奔条生路”。外祖父听从了妻子的话，抱着初生的母亲，向乡村大路走去。

说来也巧，外祖父正拟丢弃母亲之时，恰遇徐姑婆回娘家。徐姑婆是外祖父的妹妹，嫁在马井茅坪徐家，徐家家道殷实，徐姑婆为人又特别厚道，故在娘家很受尊重。当得知哥哥迫不得已弃婴时，很为不平地说：“她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这女子选过大年的日子来曾家，不能拉命债，家里不能容她，就说是我的女，无奶，抱回来托嫂嫂代喂”。那时代，女儿回娘家机会甚少，生育与否，娘家难以知晓。这样，母亲才侥幸逃过一劫。以客人的身份，回到了外祖母的身边。

好在这个大家庭很快就分崩离析，外祖父独立门户，母亲才得以其二女儿的正式身份出现在这个家庭。从小参与劳作。刚十三岁，就以童养媳的身份进了我们萧家。

萧家和曾家相距不过半里。母亲从小聪慧秀丽，早被我家祖母看中。据说祖母来曾家提亲时，说“这姑娘啥子都好，就是脚大了”。“脚大了”，这句看似不经意的嫌话，造成了母亲终身的痛苦。

明清时代，中国有个畸形的审美观，便是妇女的缠脚。女人以脚小为美，要求女人有临风之态，婷婷之娇。在家倚案而立，出门扶婢而行。近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禁锢女人思想，限制女人活动，迫使女人脚不出户，无力与男子抗衡的政治压迫措施。看来很有道理。辛亥革命的一条重大举措，便是反对妇女缠脚。可惜这一革命风潮没有及时波及乡间。

母亲娘家务农，需要参加田间劳动，自是不会刻意为女儿缠脚。然而亲家母有嫌话，就不能不重视了。为怕自己的女儿被人瞧不起，据说就在提亲的当天，外祖母就叫外祖父去马井街上扯了一丈白布，开始了对女儿的缠脚。那时母亲已十岁，脚已长得基本定型，要活生生缠成“三寸金莲”，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我问过母亲缠脚的情况，她说，缠前先用热水将脚浸泡，泡软后揩干，抹上白酒揉捏，然后用白布条按需要的形状紧紧勒裹，缠一层，喷一次酒，层层紧勒缠扎，不能松动。由于血流受阻和酒的作用，脚的痛胀之苦是难以忍受的。不要说不能行走，纵不下地，也痛得撕心裂肺。如此折磨大半年，脚骨被强行弯曲变形之后，人才慢慢适应过来。十三岁，母亲带着这双用泪水换来的小脚，进了萧家的门，成为童养媳。

童养媳只能算是准媳妇，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我问过母亲，凭外祖父的为人，怎会让你作童养媳？母亲说，那是萧家一再要求的结果。那时的萧家，街上有油盐铺，乡下有田产，祖父母照管不过来，父亲又在外读书，家里亟缺劳动力。

既是以劳动力的身份进入萧家，砍柴、煮饭、挑水、喂猪，白日田间劳作，夜晚缝补纺棉，成了尚未成年的母亲的日常功课。沉重的劳累倒也罢了，母亲说：最怕的是你二姑妈的挑拨。二姑妈是父亲的二姐，读过书，见过世面，自视甚高，在家以公主自居，刁钻挑刺，不能容人。我的祖母又是个胸无主见，一切听命于女儿的人，这就注定母亲命运的悲惨。母亲与我讲过好多好多受虐待的往事，仅管当时往事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但每次讲来，她都泪流满面，可见受其伤害之深。

十五岁，母亲和父亲“圆房”，成了萧家的正式媳妇。

所谓“圆房”，就是圆满于房事。也就是说，可以与丈夫同房，过夫妻生活了。这是童养媳特有的归宿。仪式十分简单，不必坐花轿、行彩礼，只需办几桌酒席，当着客人跪拜祖宗父母，行夫妻之礼就行了。

十五岁结婚，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解放前，农村盛行早婚，女孩子只要来了月经，就算是成年，就可以出嫁了。十三十四岁结婚并不鲜见。

（三）宗族世系寻踪

我们家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祖籍湖广，湖广什么地方？则不清楚。原有的家谱已在解放初期烧毁，已致难以稽考。只知是兰陵郡萧衍的后裔。解放前，我家的神主牌位上面有一道匾，匾文是“兰陵宗风”。两侧有一副对联，联文是：“汉代酇侯绵世泽；梁朝武帝振家声”。酇侯就是萧何，梁武帝就是萧衍。萧氏子孙本来集聚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由于战乱，不断向湖广和广东迁移，其中一枝或数枝，作为移民，来到了四川。我只记得我家的辈序是“健顺乾坤体，慈祥化育洪”。祖父叫萧健发，父亲是“顺”字辈，我是“乾”字辈。十字以外的辈序是什么？由于家谱的烧毁，已无从追索。小时候我曾翻看过家谱，那是一册宣纸装订的手抄本，字很工整，依稀记得我的曾祖父叫萧秀伦，再上叫萧毓什么，又再上叫萧嗣什么，再往上就不知道了。前年，一位萧氏宗兄送我一册《南溪萧氏宗谱》，去年偶然又在省图书馆发现有高县萧氏谱研会编的《华夏兰陵世家》，通过对两部宗谱的查阅，才算概略地了解了祖系的来龙去脉。

宗谱将世系分为两段：上段为“远祖世系”，下段为“兰陵世系”。

远祖世系以轩辕黄帝为始祖，绵延而下，至大心公始受萧姓，再绵延至萧何的父亲萧琳为止，历六十代。萧琳生于周赧王21年（秦昭襄王12年），仕秦，任兖州刺史，居建康（南京），生子何，殁于公元前228年，寿66岁。

兰陵世系以萧何为始祖，延至南北朝的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绵延发展，以至今天。

    世系辈序的出现，当是宋代末年的事。因频年战乱，子孙流离星散，为便于家族清理，辈序便应运而生。据家谱记载，最早的辈序，为各房自行编订，自成系统，无横向联系，乃致隔房子孙无法确认。为消除此弊端，各房议定，待原自定的辈序（称老字派）完结后，各房执行统一的辈序（称统字派）。我家的老字派为：道汉应惟善，必福永童宗，祖富廷文仲，正维嗣毓秀。续编的统字派为：健顺乾坤体，慈祥化育洪，调和尊硕辅，佐理重儒躬。

解放后，以阶级划线，宗族观念被批判，依辈份命名的传统被摈弃，以致同族子弟也互难辨认了。

        （四）父亲的家世

对父亲的家世，我们知道甚少。父亲在孩子们面前，是个十分严肃的人，从不向我们谈家世。他的早逝，使我们失去了解他身世的机会。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母亲一鳞半爪的讲述。

据母亲说，祖父名萧健发，通文墨，性谦和，很有远见卓识。他不仅要求儿子致力读书，连女儿也送去读书，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他亦农亦商，广有人缘。前妻邓氏，生下一子后就去世了。后妻梁氏，也就是我的祖母，生两男三女，即我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大姐、二姐、弟弟、妹妹。我没有见过祖父母，在我出生前他们就去世了。据说祖父是因叔父、小孃先后病逝结郁于心而死的，死时刚满六十岁。在他死后两年，祖母也随之去世了。

祖父前妻留下的儿子据说叫萧顺富，因好逸恶劳，祖父难以节制，遂让其分家。分家后更无管束，染上了鸦片烟瘾，卖光田产后，出家做了游方道人。云游四方，不知所终。

父亲的大姐嫁在陈家，早亡。留下两儿一女，即表兄陈能安，表弟陈能静和表姐陈淑群。陈能安早年随父亲在外教书、任职，由父亲一手扶持，关系亲密。解放前夕，言拟做生意急缺资金，父亲倾其家中所有积蓄相助，后报说钱被土匪抢去，无力归还，陷我家于生存绝境，遂断往来。

父亲的二姐嫁在镇上，丈夫叫雷月亭，田产不多但财力不小，在马井也可算是钱势相当的人物。我这位二姑妈，由于从小骄惯的脾气，加上读过书，见过世面，目空一切，又兼之夫家的地位，在这个小小的镇上，总是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外号人称“母老虎”。母亲见了她，如同老鼠见了猫，无所适从。但她对我们姊弟还好，总多几分亲密。表姐陈淑群常年住在他家，说是依靠姨母，实则成了他家煮饭烧水做针线的使女。她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名雷俊如。为延续香烟，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雷定超，比我大两岁，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解放初期，朝鲜战争爆发，雷定超参加了志愿军，我这位人缘不好的二姑妈，居然一下成了“革命军属”气派起来。后传说雷定超战死沙场，家乡人盛为追悼，英名上了《什邡县志》。我二姑妈又以“烈士家属”的身份享受各种抚恤优待，直至去世。母亲说“母老虎居然有虎福，一辈子享尽风光”。没有想到，1990年雷定超居然从台湾回乡探亲，言说被俘入台，已在台安家定居。烈士复活，传为家乡一时笑话。可惜我长年在外毫不知情，竟然未晤一面，只有赋诗一首，聊表竹马同窗之念了。诗曰：

死而复活事犹鲜，斗转悲欢四十年。

浴血沙场传壮死，标名青史供钦瞻。

我怀故友三更梦，君恋乡邦万里还。

亲谊不因讹误改，总期岁岁访家山。

我的小孃叫玉莲，从小聪慧，写得一手好字，帮祖父记帐、盘点、看店、应酬，是祖父的得力帮手，可惜尚未出阁就病逝了。这对祖父是重大打击，也使母亲失去精神依托。母亲说，在她作童养媳期间，小娘给了她太多的庇护和说明。“没有你玉莲孃孃，我不知还要受多少罪”。在母亲眼里，小孃就是一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每当我清明上坟的时候，母亲总是一再叮咛要我在小孃坟前多烧些纸，这就是她唯一的报答了。小孃的坟与祖父、叔父的坟均在陈家桥同一坟垣，每到小孃坟前，我总有一种亲切感、庇护感。是受母亲的影响么？是因这观世音精神的感召么？

叔父名萧顺武，死时只十六岁。对他的一切，我全无所知。每年七月半烧福纸，父亲总是要我在叔父的福纸上写上“故显考”的台头和“祀男乾坤、

祀女乾君”的落款。乾坤是我，乾君是我大姐，怎么用了这种只有对父亲才能使用的称谓？我问。父亲说：“你么爸未成家就死了，无后，这样写就是让你们两个继承他的香火，以慰他在天之灵”。我惊异了。惊异的不是这称谓，而是父亲的感情。在他不苟言笑的生活中，我只以为他是缺少感情的，没有想到他的感情那么细腻，那么深沉，那么挚着。对一个已死去数十年的弟弟，尚且如此怀顾。从这件事上，我才算开始认识我的父亲。

        （五）我的父亲

父亲名萧顺文，字一艇。农历戊申年（1908）的十月初四日生，1952年9月23日病逝，享年44岁。

对父亲的生平、学历，我们均无所知。五十年代中期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有金陵大学的修业证书，有什邡县长於笙陔为他签发的大学学历证明，有中国气象院长竺可桢为他颁发的奖状，有中国桥梁学会茅以升给他的聘书，有什邡农业推广研究所的研究员证书，有在绵阳丰谷井接受师资培训的照片，也还有系着绶带的一些奖章。这些东西原存放在大姐处，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生大破“四旧”，红卫兵抄家盛行，大姐夫杨子柏是学校校长，是被冲击的物件，时时面临抄家的危险，为怕因此罹祸，也考虑到父亲早死，留下无用，便全部烧掉了。由此，也烧掉了对父亲生平的探索。

在我们的心中，父亲是个十分博学的人，可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解放前，家里有各种杂志书报，什么《东方杂志》、《新青年》、《农报》、《新新新闻》及各种书籍。他醉心于报刊，两个姐姐喜欢言情故事，我钟情于章回小说。每到闲暇，人人自找书读，各得其所。

父亲喜欢收藏，藏品却十分杂乱。有古代的字画，有过时的大小铜镜，有精致内画的鼻烟壶，有历代的各类铜钱，有珐琅瓷的笔筒、印泥盒，有军人的战刀、刺刀，有清代官吏帽上的各种顶子等等，我们从这些收藏中获知识，开视野。可惜这些藏品在解放初期大的政治风暴中被彻底毁掉了。其时，定罪十分草率，拥有这类物品，就可能招来莫名之祸，故母亲决定焚毁一切。凡能烧的，如书籍字画之类，则由我在门外放哨，母亲在家焚烧。凡不能烧的，如战刀烟壶顶子之类，则在夜深人静之时，由母亲放哨，由我带出家门，丢弃在我家附近名叫死人沱的深潭中。那时，父亲正在重病期中，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看着我们在毁掉他的心爱之物。记得，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的四幅画，那是陈旧不堪的四幅墨荷，他说：“那是八大山人的手迹，估计不碍事的”。母亲却说“碍不碍事不是你说了算。出了事咋办？你不要与后人留祸患！”结果，还是被母亲烧掉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惟独这一次，他流泪了，流得很伤心。

父亲还是个无师自通的医生，家人生病，一般不向外求医。家里衣柜的上层，就是他的药柜。一次我被恶狗咬伤，伤口深入皮下半寸，血流不止，是他与我医好的。四妹小时患走马牙疳，口腔糜烂，不能进食，也是他医好的。一次母亲患背痈，还是他医好的。

父亲一生从事教育。据母亲说，他学成还乡，开初竟无就业机会。母亲只好求助娘家的堂叔曾令园，曾令园时任团总，负责地方治安防务，闻言大为不平，说：“我曾家的女婿岂受如此冷落”？遂由他出面，在马井、隐峰的交界地妙音寺新办一所小学，由父亲任校长，开始了父亲的教学生涯。

其时，公立的正规小学并不普及，在什邡，当时只有四所。第一所在城关方亭镇，称“什邡县立第一中心小学校”。县立第二中心小学设于云西，第三中心小学设于永兴，第四中心小学设于马井。每所中心小学分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至二个班，每班学生不足五十人。

父亲在妙音寺小学很有业绩，不仅生员多，教学质量高，每当逢年过节，师生还要对外文艺演出，成为全县最好的保国民学校。不久，父亲调入马井中心小学任副校长、校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国民党政府推行新县制，实行“地方自治”。什邡推行的内容为健全乡镇以下执行机关，实行政权、中心校、警务三合一的体制，设立乡镇民意机构的乡民代表大会和保民大会，行使选举、罢免、检核、监督四项权利，进行基层政权改革。父亲时任中心校副校长，于是兼任马井乡副乡长（校长曹伯钧兼任乡长）。一年后，父亲任马井中心校校长，于是又顺理成章地任了马井乡乡长。

父亲作为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热血青年，对兴利除弊推行民权的改革自然十分憧憬。作为一介书生，又把一切看得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加上他疾恶如仇、硬断不弯的性格，一上台便触痛了地方的腐朽势力，于是沉渣泛起，一时间，反对、攻击之声骤然向他袭来，说他是隐藏下来的共产党，说他推行的是共产党政策。各种帽子，一轰而至，令他不得不愤然拂袖辞职。一场基层政权改革的闹剧，就此草草作罢。

父亲是否与共产党沾边？由于父亲的早逝，已无从证实。不过地方上传言颇多，以致文化大革命中，姐姐、弟弟均受到了审查。查来查去，无以为凭，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是也好，不是也好，皆不重要了。不过，从探索父亲人生轨迹的角度看，有些事不妨作些推想。当然，推想是不能当真的。

    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一九五零年刚刚解放不久，我们在乡下务农，他那时已因病卧床，他曾挣扎起来写了不少的信，要我去马井邮政代办所为他寄，信写些甚么不知道，信封上差不多都是寄与西南军政委员会一些什么部门人物的，其中以寄给李德新的为最多，李德新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只听父亲说过：“这些信，只要一封交到了，我们就出头了”。对这些关系到全家有无出头之日的信，我总是十分慎重地亲自投进邮箱的。结果没有任何一封信有回音，也没有任何一封信被退回来。

    近日翻阅新编成的《什邡县志》，在“党派群团”一章中知道，什邡的第一批共产党是一九二九年在什邡的学生中发展的，当时入党的学生有李德新、雷自知等，并成立了中共什邡特支，受中共川西特委领导。当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学生运动，学生走向街头，贴标语，作讲演，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

    1930年，地下党在广汉领导了第二混成旅的武装起义，雷自知等参加这次起义，武装起义失败后，起义队伍退入绵竹和什邡红白等地隐蔽分散了。

    1931年，成立了中共绵、安中心县委，领导绵竹、安县、罗江、什邡、彭县、彰明六县党的组织，李德新、雷自知等调中心县委工作。

    1934年，中心县委被破坏，雷自知被捕，经审讯、转押，1935年雷自知叛党。什邡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

    以上是从《县志》所获知的情况。李德新后来到那里去了？《县志》上没说。估计我父亲是知道李德新等人的行踪的。不然，作为抱病长期卧床无消息来源的父亲，怎样会写出李德新等人的收信地址呢？

    从《县志》上的简略介绍，我在想：

    1、母亲说过，父亲年青时曾与人在外地“招兵买马，插旗造反”。是否与广汉的武装起义有关？

    2、邻居高宗荣曾说，某年的正月初一早晨，来了几个武装警察问我家住所，被他谎称不在此居住，支走了。母亲说：父亲闻讯后，即外出逃亡，半年后方回。这是否与雷自知的叛变有关？

    3、解放后父亲急于要找到李德新，显然他知道李德新的身份和行踪，而父亲的一切显然也只有李德新才可以证明。不然就算是找到李德新，他也不会一定有“出头”之日的。

    李德新哪李德新，你在那里去了？害父亲找得好苦！

    对父亲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可以推理，也可以猜想，但都不能作为结论。纵算曾经加入过，也有过什么功劳、苦劳，但随着父亲的死亡，一切都过去了。再来提说，对他、对谁，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父亲为人鲠直，是即是，非即非，硬断不弯，疾恶如仇。什邡马井乡第一任农民协会主席后任什邡县农场场长的陈文光对父亲的评价最为形象。他曾向我说：“我对你父亲最了解，他那个人，脸上有火，认理不认人，肚子里没有弯横倒拐，直来直去。在马井，他得罪了不少人，也受到了不少人的称赞。穷人就称赞他，说他敢于为穷人说话，不然，解放初期，凡过去当过乡长的，差不多都镇压了，至少也弄去劳改了，为什么对他一根毫毛都没有动？原因就是老百姓都觉得他好。可惜好人命不长，才四十多岁就死了。”这，就是我的父亲在社会上的形象。

    这种形象在家里也反映出来，家里所有的人在他面前，不敢说半句假话，不敢有半点强辞夺理。他一脸正经，不苟言笑，似《红楼梦》里贾政在家里的威风。除母亲外，兄弟姊妹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只有畏惧的份。他有时为缓和家里的紧张气氛也说说笑话，讲讲故事，但也解除不了我们心底的发怵。只要他不在家，我们兄弟姊妹就恢复了孩子气，打打闹闹，无拘无束。他一回家，则马上鸦雀无声，走路也是轻脚细步，见他就躲。他也知道众儿女对他的畏惧，为了不太影响家里的气氛，除非早晚和节日，他一般不在家里闲坐，把家里的空间尽可能多的留给孩子们。

    在父亲身上，所谓读书人的清高，可以体会无遗。除了教育界、文化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外，他从不与其它人打交道。对统率三教九流的地方帮会势力，如袍哥（哥老会）等，哪怕你是称霸三州五县的龙头大爷，他也不屑一顾。或同在茶铺吃茶，也不应酬一声。说来也怪，这些帮会势力对他反生几分敬畏，从来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恐怕就是正能压邪的缘故吧。

    父亲从不坐小摊小馆吃喝，要吃也是叫我们去与他端回来。也从不在街上提篮买物，小件总是叫家里人去买，大件总是叫店中伙计送到家里来。一领长衫，一顶博士帽就是他经常的装束。凡办事、说话、购物，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身份，不合身份的事或有伤身份的事，他决不做。就是春节在亲戚间的拜年和清明节的上坟，他都支令我代他去做。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我们只好充当下人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

（六）应运而生的我

和母亲圆房的时候，父亲只有十四岁。

十四岁结婚，现代人是难理解的。在封建时代，全国普遍实行早婚，尤以农村为烈。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什邡人口一次婚壮普查：全县十六岁以上人口，男性五万九千一百二十八人，已婚者即达五万三千八百四十六人，占90%。早婚状况，可以想见了。

小时侯，常听母亲说：“我十二岁进萧家的门，十四岁就圆房”。这个十四岁，实际上是假年龄。这年龄上的虚假，连母亲自己也不知道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外婆临死时，母亲才知道了这一事情的真象。

一九五五年（或一九五四年、记不准了）外婆临死时把母亲叫在身边，说：“二姑娘，有一件事要交代一下，那就是你的年龄，说你是戊申年生，是假的，你的真正出生是乙己年的正月十五。为什么要说是戊申年？是怕你与萧相公的八字不合，才假报成与他同年的”。未几，外婆逝世。        

我外公外婆，称女常以“姑娘”（娘读阴平音）称呼，对女婿常以“相公”称呼。估计是受了戏文上的影响。萧相公，自然指我父亲。

“八字”，就是指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古人记年月日，按天干、地支配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称地支，以此搭配来计年、计月、计日、计时。如我出生于1936年农历8月4日凌晨2时，按干支记法则为丙子年丁酉月甲辰日乙丑时。丙子、丁酉、甲辰、乙丑，就成了我的“生辰八字”。在中国的命相学中，天干又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而“五行”又是相生相克的（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是为相生关系。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是为相克关系）。于是，不同的出生时间，便有不同的“五行”状况，以此推演来了解二人是否命中互补或互冲。故在过去的迷信习俗中，必须请算命先生将男女二人的生辰八字进行匹配，以决定能否结亲。

这原本是虚妄荒诞之术，信不得的。可是在那迷信笼罩的时代，八字合婚十分盛行，当萧家来人向曾家提亲时，曾家为使婚事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成是同岁，同年出生的人自然就不会相克了，合婚必无阻碍。这恐怕也是过去女性年龄不确的原因之一。

 据此，我父亲十四岁与母亲圆房的时候，母亲的真实年龄应该是十七岁。

    圆房后，父亲仍然在外读书，母亲仍然在家劳动。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丈夫，母亲的感情算是有了依托，人生有了希望了。

  母亲是一个贤淑的人，惜贫怜苦，尊老爱幼，谦让克己，左邻右舍莫不誇她好的。对丈夫百依百顺，逆来顺受，从没有发生过争吵的事。我见过母亲年青时的照片，那时大姐、二姐已经两三岁可以站在她身边了。她眉清目秀，文静娴雅，没有一点农村姑娘的拘俗。虽无大家气派，确也娟美可人。

 一九二八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母亲生下了大姐，取名乾君，字蜀西。这是母亲的第二胎，第一胎小产了。此时父亲才二十岁，但求子心切，盼望下一胎能是个儿子，于是与大姐取了个小名，叫“背儿”。

   一九三零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母亲生下了第三胎，又是个女儿，这就是我的二姐萧乾丽。背儿无望，望子的心情更迫切了，干脆与二姐取了个小名叫“转儿”。望能转为生儿。

    谁知这一“转”，竟没有转过来，仿佛送子娘娘有意在赌气，竟一连送来几个女儿。可惜这些姐姐们都有命不长，不是小产了，就是因剪脐带受感染获破伤风死了。

 “背儿”背不上，“转儿”又转不了，母亲一连生下了八胎，都不见儿子的踪影，这可急坏了萧家，首先起来发话的就是雷家二姑妈，也就是父亲的二姐。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曾家妹（指母亲）命中不带子，那就干脆为弟弟纳妾来延续萧家的香烟后代”。此话一发，他就张罗物色起小老婆的人选来了。这简直吓坏了母亲。因为她十分明白小老婆进门后，她的处境和遭遇是什么。她这个本来就没地位的人，如果再加上小老婆从中作践，未来的日子将会是哭天无路的。

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求助娘家。外祖父、外祖母一听，犹如晴天霹雳。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无钱无势，怎能为女儿撑腰？恰好此时母亲又有了身孕，不得已，只好孤注一掷，把女儿的命运押在最后一宝上。

于是外祖父当着女儿、女婿和雷家姑妈的面，表了态，他说：“我家二姑娘现在又有孕了，是男是女，生下这胎再说。如果生的又是女，是讨小还是休弃，听凭你们决定。如果生的是儿，这讨小纳妾的话，就不要再提了。”真是一腔绝望中的希冀，一桩命运攸关的赌注。

对肚子里的小生命，母亲在不断祈祷着，担忧着。度日如年地等候命运之神的宣判。

在惶恐中，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肚子越大，惶恐越剧。

在极度的惶恐中，母亲终于临产了，于是我应运而生。

我的降生，带给了母亲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母亲说，她一看见是儿，便抱着我不断地哭。那是欢喜的泪，也是对长期惶恐惊吓的发泄。

我的降生，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母亲说：“那个时候，要水洗娃娃，缸里水不够，从来不做家务事的你爸爸，居然主动地第一次提着木桶，半夜摸黑到河边去提水”。这“第一次”而且“主动”又是“摸黑”。可见父亲当时的心情和态度了。在现代人看来，提桶水算什么事？可是在母亲看来，那简直就如皇帝施恩、福从天降了。母亲经常提起“摸黑到河边提水”那回事，仿佛这就是她祸福的转折点。

她那样说，不是没有依据。母亲曾说：“以前生女时，水得我自己担，娃娃生下来，我还得自己起来烧水洗娃娃，有时血跟着大腿流，把裤子都打湿了，还不敢哼一声，还得与他们煮三顿饭，根本不敢在床上睡一下。如果你奶奶见我睡在床上，还要骂：“你生个女，摆什么谱？难道还要人来侍候你。”如此对比起来，当然母亲要为父亲的“摸黑提水”感动万分的。

    我的出世，改变了母亲的命运，成了母亲的救护神，自然我就成了母亲的宝贝，享受了非同一般的待遇。

 母亲说，从出生到满月整整一个月，洗娃娃都在床上进行，还得放下蚊帐，生怕蚊叮风吹，出现闪失。

 我的衣、裤、鞋、帽、披衫、背袋，据说是外婆利用收工后的黄昏时间，专门到安乐桥和太平桥上缝成的。为的是取“安乐”和“太平”这两个吉利词。时值秋天，蚊虫十分猖獗，外婆不敢用手打，只能一边缝一边摆动身体，怕伤生，为娃娃积德。

 为了佑我成长，我拜继了不少的干爹、干妈。有的因其姓氏好，如刘干爹、陈干爹、傅干爹，好对我“留”住、“存”住、“护”住。有的是五行命相于我有补益。有的是推车、挑担的受苦人，要靠这种人的贱命以佐卫成长。总之，为了保住我这条小命，使尽了各种花招。我的出世，我家第一次请了奶妈。而且吃奶吃到了五岁，连自己也觉害羞才作罢。

为了我不致多灾多病，还为我稳了什么“花树”，办了什么“盂兰盆会”、放过什么“河灯”，只要能保孩子平安，管他迷不迷信，都办。

 我开始能吃饭后，全家定了一条家规，从此不准煮硬饭，不准吃豌豆、胡豆、黄豆、等一切坚硬食物，怕伤了脾胃。吃蛋只能吃蒸蛋，买零食只能买甜豆腐脑。

 为了满足孩子好动的兴致，两个才发蒙上学的姐姐，放学后，还得在床上爬着让弟弟当马骑。

 家里新购回的一件时髦用品——糖瓷洗脸盆（当时都用铜盆），因为我喜欢用它当锣敲，竟让我敲得稀烂而不痛惜。

 重男轻女的恶习竟把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当小皇帝般供奉着。一家人以我为中心，围着我的喜恶转。

我印象最深的，就算我在病中母亲为我的“喊魂”了。我至今犹记得母亲“喊魂”的模样，每当我一病，母亲必然在当天晚上，拿着三根燃着的香，手中还握着一个鸡蛋，倚门而站，面向野外，条声吆吆地喊着：“汉堡哩（我原名汉堡），孤魂野鬼吓着回来咯。”这时我必须答道：“回来咯”。如果我病重，自己不能答，也由一个姐姐代我回答“回来咯”然后又是“汉堡哩，骡骡马马吓着回来咯”，又答“回来咯”，然后又是什么“推车抬桥吓着回来咯”，“沟边河边吓着回来咯”“过桥过水吓着回来咯”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反正把可能吓着孩子的各种因素、事物喊完，才得作罢。她每喊一声，我或姐姐就得答应一声“回来咯”。她那撕肝裂胆的对孩子招魂的声声呼唤，饱含着母亲的深沉的焦虑和急切盼好孩子病好的愿望，在她的眼神里，仿佛每喊一声，孩子的魂就向她走进一步，就增添了一份她的信心。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每见她“喊魂”，开始想笑，笑她的迷信。后来随着她声声焦急的呼唤，那颤悠悠的悲凉的呼叫，仿佛已不是唤我的“魂兮归来”，而是她自己无助的命运的哀鸣，如一个落水者在挣扎中的惨叫与呼救。这时我真想跪在她的面前，抱着她痛哭一场。可怜的妈妈！

至于手中的那个鸡蛋，“喊魂”结束后，煮熟或烧熟了自然归我吃的。据说魂已附在蛋内，吃了就魂魄附体了。